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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受到第62军将校们热情接待的美军著名记者白修德在其《雷霆后的中国》一书中详细地记录了他在7月初到第62军前线观摩第62军反攻作战的情形。他说：下火车后步行了45公里，见到“三个中国兵有一个扛着枪，其余的肩负着给养、电话线、机关枪配件等。但每个人都有几颗手榴弹，攻击前进之前锋师有75野山炮两门，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遗物，随炮配有炮弹200发，射击起来有如守财奴一般算计着金币一样吝啬。

　　日军盘踞在衡阳南郊的一座较高的山头之下，国军则在一座较低的山上。国军希望凭步枪刺刀冲上日军阵地。但是自清晨3时半起到上午，中国兵只能爬到日军高地的半山腰，迫击炮呼啸临空，机关枪、步枪在炎热的夏天空气中长久的间隔后，喋喋着，全战线没有一个人在行动。”

　　“……我们发现我们所见即是反攻，这战役不会再有其他的后果，因之返回后方。”

　　第62军对手是日军第40师团第234联队。他们对第62军却有不错的评价。说到7月31日、8月2日都曾经与第62军“进入接战格斗”状态，日军防线几度被突破，日军联队死伤惨重；还曾因弹药用尽，用石块向国军投掷；阵地被突破时，日军曾集合马夫通讯兵等向国军反击。可见战况之惨烈，援军不是没有机会。

　　第九战区本来就是一个多地方部队的混合体。但在抗战中一直还能有良好配合，互相支援，密切合作。蒋介石多次莅临湘中召开南岳军事会议。一方面策划军事，一方面协调关系，稳定军心，最近一次是在1942年2月。但是，日军的一号作战打乱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长沙会战的部署，也打乱了第九战区的指挥系统。薛岳避开日军锋芒所向，避开蒋委员长命令他前往的粤汉路和湘桂路相夹的粤湘桂三角地带，而是带着部队向湘赣粤边界。离开了作战中心，第九战区指导衡阳作战和衡阳解围作战的指挥机能等于瘫痪，战区内的固有矛盾显露无遗。

　　如此复杂多变的军情，如此不属于同一个战区、同一个集团军、同一个派系、同一个省籍的部队，没有临近战场的统一的指挥部，如何能统一指挥、统一协调、服从和服务于一个主题的战役行动。统领这一任务艰巨、成分复杂的部队的指挥官必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首长，他应该恩威并重，公正明断，宽人严己，赏罚分明。而此时的薛岳长官却是刚愎自用，好大喜功，难免辖公带私，众望难归，在大战中日渐失去威信，失去了实际控制第九战区部队的权威。

　　蒋介石贵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，虽然远在千里之外，却越级指挥，朝令夕改，部队临机处置权谋不易。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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