敌人尚未离去，但军中气氛也不可避免地松懈下来。大军疾行两日，一座恢弘的灰色雄城出现在了眼中。京师，终究是到了。

　　东京汴梁，唐末为汴州，是五代梁、晋、汉、周四朝旧都，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后，仍旧建都于此。

　　北宋立国后，宋太祖忧心于“天下自唐季以来，数十年间，帝王凡易八姓，战斗不息，生民涂地”的事实，采取“杯酒释兵权”这一创新举措，以高爵名位、良田美宅换取了京师重将的权柄，不仅成功稳定了中枢，还顺便做出了示范和表率；其后继续收拢地方实权节度使兵权，收其精兵，制其钱谷。此外，他又极力提高文臣地位，把“以文御武”定为国策并落到实处。一套组合拳下来，达成了令出于上而下不可与闻的成效。宋太祖的这番亮眼操作也成为了“没有什么事是一顿酒办不成的，一顿实在不行就来两顿”的有力佐证。

　　太祖的继任者赵光义，在经历了高粱河之败和赵德昭之事后，更进一步采取“守内虚外”的政策，无时无刻不在“事为之防，曲为之制”，将预防内忧当作头等大事，而预防外患则放在了次要地位。

　　太祖、太宗的政策有效弭平了内部隐患，可外敌始终存在，并且依然强大，东京也时刻处在辽人铁骑的威胁之中。而自高梁河之败后，宋对辽彻底处在了弱势，及至真宗与辽订立澶渊之盟，以花钱消灾的方式换取和平，两国敌对关系才算真正缓和下来。

　　随着战争阴影远去，大量人口滋生，官商富户也持续涌入，京师汴梁进入了空前的繁荣。举目则青楼画阁，秀户珠帘；雕车竞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；汴河之上，南来北往的客商舟船连绵不绝，物资之丰盈，生活之奢靡，为历朝历代所罕见。

　　然而当“以文御武”成为祖制，军队战力的下滑也无可避免。

　　京中将门之后或沦为架鹰走马的纨绔，或追随文人墨客附庸风雅，祖辈的豪勇血性消失无踪；本该是京师倚仗的十数万禁军厢军，成为世人口中的赤佬、贼配军，彻底沦为权贵之家的鹰犬走卒。

　　随着京师之地承平日久，垂髫之童但习鼓舞，斑白之老不识干戈，民间尚武之风荡然无存。

　　当金人的铁骑骤然踏足城下，四处攻杀劫掠制造惨祸，对京中人心造成的恐惧和慌乱是无以复加的；而朝堂之上那些平日里一言可决天下事的国之柱梁，无论做出的应对多么荒唐无稽也就不难理解。正所谓矫枉过正，必有此因缘果报。

　　当种师中的西军受命驻扎于西水门外，触目所及的便是连番大战之后萧条破败的景象：城外偏厢的大片民居被烧毁坍塌，攻城器械散落各处，浓的化不开的乌黑血迹凝固于城墙上下，护城河中和原野之上横七竖八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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