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里,我埋头整理中国历史的史料,先后完成了三部书稿,第一部《中国人史纲》、第二部《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》、第三部《中国历史年表》(另外还有第四部《中国历代官制》,一九七五年春,官员要我们“快快乐乐过一个端阳节”,把所有的参考书都搜去保管,规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书,所以只写了一半。)一九七七年四月,我回到台北,几经转折,三部书稿陆续地重回到身边。面对着汗迹斑斑,颜色枯黄了的纸册,我有无限地感恩和热情。
但书稿似乎太多了,从地面几乎直堆到腰际。想到它们在成书之后,每部势将都在一千页以上,我茫然地忧虑到出版的困难。幸而星光出版社经理林紫耀先生毫不犹豫地慷慨承当,并为它定名为《柏杨历史研究丛书》,使我由衷地感动。不过三部书稿并不是按照顺序发排的,而是倒转过来顺序发排的。并非故意或愿意如此,种种原因之下,只有如此。这只属于小节,当三部书陆续出齐的时候,出版时间的先后,就不重要了。
二
中国历史最使人困扰的是年号问题。年号本是中国在文明史上一大贡献,现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、朝鲜、南诏、勃海,都是效法中国,使用年号的。但中国的年号却走火入魔,除了表示纪年的主要功能外,另外还表示祈福、歌颂和改朝换代。一个新政权兴起;或一个新帝王登极;或发生一件自以为很大的喜庆以及什么理由都没有而只是兴之所至,都会弄出来一个新的年号。当中国内乱时,列国林立,年号如雨后春笋,目不暇给,如三八六那一年,中国境内就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年号。即令在统一时期,年号所造成的气氛,也十分紧张。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,他在位只三十六年,却改了十次年号。南周第一任皇帝武(上明下空)在位的时间更短,只十六年,却改了十四次年号。有些时候,甚至一年之中,一改再改,如五二八年,北魏王朝就一口气改了三次。第一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,就第二次改元。第二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,接着就第三次改元,使当时的国人不胜其烦。同时也显示出这种年号制度的严重缺点,那就是,在时间距离上,造成严重地混乱。我们可以试行作一次检查:元王朝至元元年,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,相距几年?一般的答案当然是相距五年。这答案是对的,但不是绝对的对,事实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,因为元王朝有两个至元年号,一个始于一二六四,一个始于一三三五。再试行作第二次检查: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,以及跟长寿元年,又相距几年?答案是它们同是六九二年,相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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